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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兰教育为什么世界第一

文章来源:转载 作者:佚名 发布时间:2014年02月02日 点击数:

芬兰教育为什么世界第一

 

世界前三大新闻通讯社路透社怎么也想不到,他们传送给全球新闻界使用的两张照片,竟然活生生被一个十三岁的芬兰中学生拆穿。2011年八月,路透社转用俄罗斯电台影片,刊登两张俄罗斯潜艇在北极海底下插国旗的照片,住在芬兰北方小镇的少年塞罗丁看到报纸后,觉得怪怪的,于是动手找资料,确认这张潜艇照片是翻拍自电影《铁达尼》里面的一个片段。路透社被迫认错道歉。

  这就是芬兰教育为什么能连年惊艳全球的原因:小孩会主动想、主动问、主动找答案。教育已然成为芬兰最成功的出口产品。近几年,这个僻处北欧边界的极地国度,访客络绎于途。

  美国、韩国、日本、英国、南非等各国教育机构与领导,远走天涯海角到此,为的就是汲取“芬兰第一“的经验。《经济学人》更在去年为文建议,欧洲领导人应暂时放下所有活动, “回芬兰的学校上课”。

  OECD评比,芬兰两届称霸

  自公元两千年开始,经合组织(OECD)每三年举办十五岁学生能力评估测验“国际学生评量计划”(PISA),芬兰青少年连续两届在阅读与科学两项评比称霸,解决问题和数学则位居第二。“芬兰能,为什么瑞典不能?”书柜上兀自摆着台湾教育部长杜正胜九月前来拜访时所送的关公像,谈到芬兰的优异表现,瑞典教育部次长欧斯博格(Bertil Ostberg)不无感慨。尽管瑞典中学生在PISA的表现仍高于平均水平,瑞典民众显然不够满意,毕竟,芬兰三十年前启动教育改革时,还是向瑞典取的经。

  不光是瑞典,北欧在教育投注最多经费的丹麦和挪威,也跨海特聘芬兰教育专家,为他们的教育体系把脉、抓药方。教育,让芬兰学生成为新的“北海小英雄”。过去二十年,世界各国前仆后继,挹注庞大资源推动教育改革,小小一个芬兰凭什么摘下桂冠?拟定长期策略、坚持核心价值、改革师资,是芬兰教育成功的三大支柱。

  绿荫盎然。这栋原本是工厂的白色建筑物,还维持干净朴实的样貌。掌舵基础教育的芬兰国家教育委员会(Finnish National Board of Education,以下简称教委会),就隐身在首都赫尔辛基市区这片幽静的小区里。

九年义务教育,经费政府出

七○年代初期,教委会扛下芬兰独立建国后最大规模的改革重担,他们的使命是提供高质量的九年一贯义务教育,训练出能够提升国家竞争力的下一代。教委会决定采用“综合学校”(comprehensive school)的模式,让七岁到十五岁的中小学生,不分年级,都待在同一所学校学习。在九年一贯教育中,学生课本、交通和午餐费用,全由政府负担,经费则由中央政府出资五七%,地方政府分摊四三%。这个决策延续三十年至今,不因政党轮替而改变。

坚持平等精神,一个都不能少

  贯穿改革脉络、促使政策成功的教育核心价值,是“一个也不能少”的平等精神。

  当其他国家还在施行精英教育时,芬兰却反其道而行,绝不标榜精英,坚持每一个小孩公平受教。从制度设计到资源分配,芬兰教育从平等出发。六十万中小学学生,分布在四千所综合学校,平均每校约一百五十人,班级人数不超过二十人,小班小校的制度有利于“无一人落后”(No Child Left Behind),没有贵族和平民学校之分。翻开芬兰各种教育文宣,从不高调“快乐学习”,对他们来说,有了公平,快乐就不是问题。

  只是,北欧国家都强调平等,芬兰能以黑马之姿脱颖而出,关键就在于用了对的策略。

  芬兰不是砸更多钱办教育,而是选择“专注”策略,把资源分配在“最需要的地方”,也就是初级中学和学习迟缓者身上。在OECD国家评比中,芬兰是运用教育资源最有效率的国家之一。 不同的是,在大多数国家,高等教育学生平均分配到的经费最多;反观芬兰,投资在初级中学生的经费,每人平均达八千二百美元,在所有就学年龄中最高。

  说话慢条斯理的教委会资深顾问劳卡南(Reijo Laukkanen),拿出去年在瑞士洛桑大学演讲芬兰教改策略的讲稿剖析,之所以做这个策略选择,是因为“这阶段的小孩正发展自己的学习方法,需要最多的资源。”劳卡南表示,从PISA成果看出,芬兰在这群初中生的投资报酬率很高。

  绝不放弃学习慢的孩子

  提升学习迟缓者的学习能力,是芬兰专注策略的另一个重点。专门负责特殊教育的教委会顾问寇依薇拉(Pirjo Koivula)指出,教委会的目的是让“每个”小孩都具备基本能力,当学生出现短暂学习困难时,老师会立即提出矫正计划,在课堂上或是放学后进行个别辅导,费用由政府负担。芬兰有将近二○%中小学生接受额外学习辅导,OECD国家平均只有六%。曾经当过特教老师的寇依薇拉边看数据边说,在老师早期介入辅导后,有轻微学习障碍的小孩都进步很快,一两个月之后,就不再需要“补救”。

  采用资源专注的策略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芬兰学生的学习表现并没有明显城乡差距。在PISA测验中,芬兰校际差距全球第二小,不到五%(差距最小的是人口仅三十万的冰岛)。不论是首都赫尔辛基,或是偏远北极圈的中学,测验成绩相差不大。

  “排名”、“资优”犯大忌

  “芬兰没有坏学生,即使最差的学生也很好,”以培育师资闻名的约瓦斯其拉大学(University of Jyvaskyla)教育研究所所长瓦里亚维(Jouni Valijarvi)直言,芬兰十五岁以下人口逐年减少,将资源导入需要辅导的小孩身上,可以创造最大的国家利益,“我们承担不起放弃任何一个人。” 且慢!学得快的人要怎么办?会不会是另外一种不公平?芬兰人自有他们的逻辑:“学得快的人可以自己学,学得慢的人更需要帮忙。”
  对此,五年前嫁到芬兰、目前正攻读教育博士的张家倩感受颇深。她曾到芬兰的中小学实习,芬兰学校乍看之下,毫不起眼,甚至有点沈闷;但是,看得愈多她就愈体会到,这就是芬兰教育“平凡中见实力”的特质,老师上课总是花最多时间在“把慢的人教会”。“宁可让学得快的人等,也不能让不会的人继续不会。”张家倩观察,芬兰老师没有赶进度的压力,即使她在大学学芬兰语,讲师也总是要等全部人都学会,才继续教新的课程。芬兰反对对学生进行任何形式的“分类”或“排名”,说“资优”和“精英”是犯大忌,更没有能力分班这回事。

  二十八岁、在赫尔辛基大学任职的海蒂回忆,她念中小学时数学很好,但老师从来不会公开说她功课好,只是私下偷偷塞几本进阶数学让她自己看。最能展现教育平等价值的,是芬兰政府对移民子女一视同仁的态度。不论是否有芬兰国籍,移民子女都能免费上学,政府还额外拨预算让他们学习母语,每周上两堂,为期四年。

  一位住在首都近郊的台湾妈妈就说,学校原本聘请一位大陆籍教师教她两个小孩中文,但她坚持要让小孩学繁体字,地方政府同意她自己找台湾老师来教,老师的钟点费和交通费由政府支付。在专注的策略、平等的核心价值外,芬兰教改能够一路顺畅无阻至今,还必须归功于一群高素质的专业教师。

  全球最严格的师资标准

  回首来时路,三十年前主导教改的教委会前任主委阿侯(Erkki Aho)也不讳言,如果不是老师大力支持,配合师资改革决策,芬兰教育绝不会有今天成果。自一九七九年开始,教委会就定调,中小学老师属“研究型”,必须具备硕士学历,这几乎是全球最严苛的规定。师资教育从原本的三年,延长为五年,高中生毕业申请师范学校时,除了要看在校成绩,还必须通过层层面试,确认有教学热诚与创新思维,才能挤进录取率仅10%的师范窄门。

  专研师资培育的赫尔辛基大学教授坎萨宁(Pertti Kansanen)指出,芬兰师范体系的唯一任务,是培育有能力的老师,并发展必要的专业质量,以确保教师生涯能够持续进步。换句话说,在芬兰,老师必须要有终身学习的能力与意愿。

  “有能力学习,才有能力创新教学,教育才会不断提升。”作育无数教师的瓦里亚维比喻,在芬兰,老师是一种“最爱学习的动物”。芬兰老师爱学习出了名,大学暑期班开课,座中最多的是中小学老师。芬兰教育部长现在最头痛的是缺老师,好学的老师都跑去继续念博士;芬兰企业也喜欢雇用老师,跟政府抢人。据芬兰第一大报《赫尔辛基邮报》调查,芬兰年轻人最向往的行业就是当老师;中小学教师受民众敬重的程度,甚至超过总统和大学教授。

  在芬兰驻台湾商务办事处代表史亚睿(Jari Seilonen)的眼中,芬兰老师教的不是“知识”,而是“学习怎么学习”。 史亚睿的母亲就是幼教老师,他从小跟着其他小孩一起听母亲念书、阅读;小孩问问题,老师不会直接讲出正确答案,而是给他一个方向,自己去想、去找、去学。挑高的天花板下,淡色木地板上,穿着各色袜子的脚丫子跑来跳去。赫尔辛基郊区小学教室里十几个小孩,华裔的Tina趴在桌上自己看书,对面的Sarka在画画,有的玩玩具、有的写作业,教英文的老师拿着颜色图卡,蹲在两个小孩前面继续比划。

  没有吵闹,也没有不耐烦,老师不必时时刻刻盯着,每个小朋友都有老师为他们量身订作的学习目标,知道自己接下来要做什么。尽管门坎高,又受欢迎,教师在芬兰并非高薪工作。在OECD的调查中,不论是新进或资深者,芬兰教师平均薪资都比先进国家和欧盟平均要低,甚至比不上国民所得较芬兰低的南韩与西班牙。留着一把大胡子,在中学教物理已二十四年的史亚力屈指计算,他每月收入扣税之后,大约有两千欧元(约台币八万多元),跟大学毕业生差不多。他笑说,家里两个小孩的育婴假都是他在休的,因为太太赚得钱比他多很多。(编手贱查了一下汇率啦,2000欧元也就大概17000左右啦~呵呵)

  “做老师不是为了钱,是因为我们真的相信这份工作对芬兰很重要。”史亚力深信不疑,师资即国力,老师愈好,国家就愈强大。

  严格要求师资质量,芬兰政府也相对给老师和学校最大的教学自主权。教委会和教育部每四年制定并公布核心课程纲要,其他如征聘师资、经营管理则由各校自治,举凡班级大小、课程内容、学生课表,甚至是每年上课几学期都由学校全权负责;至于要教什么、怎么教、用什么教科书,则由老师自由选择。

  芬兰中小学并没有全国一致的联合评量,学校也很少有考试;芬兰官方也不进行教师评鉴。被问到是否要考核教师表现,任职教委会长达三十年的资深顾问劳卡南几乎动了气,反问:“为什么要评鉴老师?”他骄傲地说,芬兰根本没有不好的老师,每个老师都很自律,不需要打考绩。主管教育的中央教育部或地方政府,并不实施学校评鉴制度,对学校有绝对信任,再小的学校,也拥有绝对行政自主权。

  赫尔辛基市内的拉托卡塔诺(Latokartano)小学,决定在校内推行不分年级上课,一百八十个学生,每个人有自己的课表,有的人八点半上学,有的则是九点或九点半,大家放学的时间也不一样。学校事务的决策机关是董事会,七位董事中,有一位教师代表、一位职员代表,其他五位由家长与当地小区选出。董事会决定学校课程方针和预算使用,及聘用教师。拥有法学和教育双硕士学位的校长亨卡拉透露,每学期初,班级老师会邀请家长和学生一起坐下来讨论小孩的学习目标,学生的学习评量不是根据和其他人的比较,而是看是否达成最初设定的目标。他们没有成绩单,只有学习报告。

   “我们强调的是学习,不是竞争,芬兰绝对不会用竞争来刺激质量。”说得一口流利英文,亨卡拉再三强调,在芬兰,教育的目的是学习,而非竞争。

  全世界最爱看书的国民更重要的是,芬兰教育还有一笔他国难望其项背的幸运资产,那就是他们有一群热爱阅读的国民。芬兰人在家阅读的传统已传承四百多年,是全世界最爱跟图书馆借书的人,每人每年平均借十七本书。根据调查,41%的芬兰中学生,最常从事的“休闲活动”就是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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