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榆林第二实验中学〓陕西省绥德师范学校【官网】 >> 校庆专栏 >> 历史巡礼 >> 正文内容

服务社会 教书育人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作者:武军 发布时间:2008年05月03日 点击数:

 

服务社会  教书育人

 

——绥师光荣传统初探

 

    

陕西省绥德师范学校(简称“绥师”)自19235月建校,迄今已有八十五年的历史了。由于她在创办过程中就受到李子洲、白超然、呼延震东等陕北旅京津的早期共产党人和进步学生,以及陕北名士杜斌丞先生等人的影响。特别是自1924年夏李子洲同志出任校长,当年初冬就在学校创建了中共党团组织以来,学校绝大多数时间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或实际控制之下的。她作为西北革命的策源地、陕北革命的活动中心,曾经为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政治、组织、军事和群众基础,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在长期的办学和革命实践中,学校逐步形成了“服务社会,教书育人”的优良传统。

《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学则》影印

 

 

李子洲同志于1923年在北大经李大钊、刘天章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是受李大钊领导的中共北方区委指派回陕北开展建党工作的。1924年夏李子洲出任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简称“四师”,今“绥师”的前身)校长后,学校制定的《学则》明确提出“四师”的办学宗旨为:“(一)发展青年身心;(二)培养积极道德;(三)注重科学教育;(四)造就优良师资。”(原件存陕西省档案馆)李子洲校长讲得就更具体了,他指出:“本校的宗旨为培养新的师资,改变落后面貌。要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学生,唤醒工农劳苦大众,一起改造中国。”并且还提出“四师”的办学原则为“求学勿忘革命,革命勿忘求学。如求学而忘革命非真求学,革命而忘求学非真革命。”(陕西人民出版社《杨明轩》第118页)他认为,把一所学校办好,本身就是革命。由此可见,在“四师”之初,李子洲校长就把教育和改造社会紧密地结合起来了,着眼于服务社会,教书育人。并依此进行教学和革命实践。

在教学方面,“四师”首先把马列主义理论列为必修课,由李子洲校长亲自讲授(李子洲同志系1923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生)。国文课以爱国主义教育和提倡唯物论、科学宇宙观,反帝反封建、反对唯心主义为中心,学校自行选编教材讲义。还增加了民间文学的内容,并组织学生下乡收集民歌、民谣、秧歌词、顺口溜、谚语等民间文学。同时,辅导群众文化活动,使课堂更贴近于社会生活。

与此同时,强调教学和实验、实习相结合,做到学用一致。“四师”时期,星期日组织学生轮流到附近农村做宣传和调查工作,已形成了制度。图书馆备有许多进步书刊,如《马克思主义浅说》、《共产主义浅说》、《共产主义ABC》及《新青年》、《向导》、《共进》、国民党一大《宣言》等。特设政治问答栏,学生提出疑难问题,由教师随时笔答。学校还接办了绥德的平民学校,由学生轮流执教。既使学生得到实习锻炼,又扩大了社会教育,培养了一批工农革命骨干力量。寒暑假都要求学生回乡办补习学校和夜校,在进行文化普及的同时进行革命宣传。

为使“四师”能够感受到八面来风,凡来绥德的名人,学校从不放过,总是想方设法让他们把外面的世界介绍给师生,使大家开阔视野,增长见识。李子洲的友人惠又光来到绥德,就请他给师生们讲留学日本参加同盟会、结交孙中山的过程,以及日本的政治、军事等情况,讲辛亥革命;共进社社员严敬斋留美归来,就邀请他来校讲美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民俗风情,以及中国留学生和华侨在美国的生活状况等;史可轩从苏联回国,也被请来作关于旅苏观感的报告。杜斌丞、杨虎城、耿炳光、魏野畴、马雅堂等知名人士途经绥德时,“四师”都组织了演讲会、报告会。

在李子洲校长的领导下,“四师”更加重视引导学生参加革命实践活动。从192411月起,由李子洲、王懋廷、田伯英等人发起,“四师”在“共进社”绥德分社的基础上,先后建起了党团组织。从1925年起,党小组逐步扩建为党支部、陕北特支、绥德地委、陕北特委……。起初,“四师”的党团组织分属在北京由李大钊领导的中共北方区委和在上海由邓中夏领导的团中央直接领导。后来统一到北方区委领导,一度还曾划归豫陕区委领导。19272月中共陕甘区委成立后,又划归陕甘区委领导。“四师”党、团组织的建立,在陕北,乃至整个陕西省和西北地区,也是一个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党团组织很快就发展到东至山西汾阳,西到安边、定边,南至延安和驻守在宜川的国民军李象九部,北至榆林、神木、府谷的广大地区。米脂、佳县、清涧、吴堡、安定(今子长)等地也都在“四师”党组织的领导和指导下建起了党团组织,从而使“四师”成为西北革命的策源地和陕北革命的活动中心,有力地吸引着陕北各地的有志青年。

 

在党团组织的领导下,“四师”的革命实践活动非常活跃。每逢重大纪念日,学校总要组织各种纪念活动,并充分利用一切机会组织活动,既教育了青年学生,又发动了群众。1924年冬,在李子洲、杜斌丞等人的策动和促成下,杨虎城将军以陕北国民军前敌总指挥的身份率部由榆林南下讨伐刘镇华途经绥德时,曾住在“四师”。“四师”组织全校师生及地方各界人士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会和欢送会。李子洲和杨虎城先后在大会上发表演讲,大大地激励了杨部的士气,同时,使“四师”的师生也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政治教育。

1925年初,“四师”成立了学生会,后又与榆林中学等陕北较大的中小学校学生会联合组成“陕北学生联合会”。为了更好地发挥学生运动的作用,争取学生中的积极分子参加革命活动,“四师”又成立了“青年社”,后与各校联合统一为“陕北青年社”,出刊《塞声》,宣传马列主义,抨击时弊。组织学生针对反动上层发动学潮,发动当地的农民运动,进行群众性文化教育活动和反对基督教等斗争,在实践中锻炼青年学生。

1925315,李子洲校长组织“四师”师生积极参加了陕西国民会议促成会在绥德举行的各分会代表会议。孙中山先生逝世的噩耗传来后,“四师”党组织领导全校师生和地方各界举行了盛大的追悼会,并立碑铭志。在国共合作的形势下,在李子洲等人的倡导和推动下,绥德、榆林、佳县等地于1925年春先后成立了国民党临时分部。自此起,“四师”绝大多数师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组织。为了便于开展群众运动,他们同时又加入了经过改组的国民党。教务主任杨明轩先生又以国民党陕北特派员的身份,尽量选派“四师”的共产党员到各地开展国民党的党务活动,对推动陕北革命群众运动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19255月初,西安爆发了驱逐吴新田的斗争后,“四师”积极响应,召开驱吴大会,举行游行示威,震撼了井岳秀的发动统治。“五卅惨案”发生后,学校停课两周,一方面成立“后援会”,发动和领导绥德城乡群众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等声援活动;另一方面,把青年学生组织起来,在“到民间去”的口号下,分赴佳县、吴堡等地发动群众捐款,支持上海工人的罢工斗争,从而在整个陕北地区形成了以绥德为中心的声援工人大罢工斗争的高潮。斗争不仅唤醒了民众,而且增强了各阶层人民反帝斗争的意志。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精神文化侵略,“四师”党组织积极发动群众,建立了“陕北非基同盟会”,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非基运动,使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进行精神文化侵略的阴谋在陕北受到了沉重的打击。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四师”学生会会同国民党绥德县党部、陕北青年社、陕北非基同盟会等组织,于324在绥德联合召开市民大会,愤怒声讨段祺瑞政府的暴行,通过了给被难者家属的慰问电和警告各国公使的通电。并由教务主任杨明轩和共产党员田伯英先生主演了由王子休先生赶写的三幕话剧《被毁的血书》。剧情悲愤激昂,使校内外观众深受感动和教育。

与此同时,学校党团组织还积极开展工农运动和兵运斗争。1926年,“四师”党组织通过学生会和陕北青年社,领导“脚户”(亦即脚夫,专门从事赶牲口搞运输的人)和农民,于6月成立了“脚户自保会”。会长白明善,副会长杜嗣尧、高光祖,以及李明轩、罗百福、赵通儒、邓重庆等委员,均为“四师”的学生和教员。脚户自保会领导脚户和学生、农民联合行动,几次冲击打砸“骡柜”(又称厘民局,是官府办的一种专门敲诈勒索脚户的帮会组织),迫使官府取消了骡柜,取得了斗争的胜利。下半年,在51日成立的绥德县手工业工人工会的基础上,又成立了绥德县总工会,使工人运动走向自觉的道路。同时,党组织把工作重点逐步转向农村,向农民做宣传动员工作,广泛建立村、区农民协会,在条件成熟的村庄还发展党团组织。并在1927年农历正月初七成立了绥德县农民协会。在农民协会的旗帜下,先后展开了反对国民党县衙和地主、高利贷的斗争,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虽经19278月和19284月两次封闭,但“四师”的革命火种并未被扑灭。到1930年底被第三次封闭之前,“四师”党组织仍然秘密地存在着,组织学生发动农民运动,抬龙王斗县长、砸蛋厂、驱除国民党绥德党务指导委员会等斗争,深深地震撼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1930年,吉国桢、刘澜涛、苏醒民、常应黎(及常黎夫)等中共陕北特委负责同志,以教员的身份来“四师”任职后,又利用国民党搞军训的条件,组织“学生军”,培养从事武装斗争的人才。

正是因为学校能够从社会斗争的实际需要出发,坚持为现实斗争服务,教书育人的方针,在环境险恶的“四师”时期,培养了大批优秀的人才。据不完全统计,高光祖、白明善、孟芳洲、蒲子华、马承起、刘耀西(国梁)、吴志祥、高农斧、张承忠、刘汉武、拓克宽、李嘉谟、乔国桢、刘成武、高绪祖、张慕时、王兆卿、白雪山、田作勤、崔玉瑚、胡廷俊、王文、刘光显、李成荣、许志云、杨歧山、惠金瑞、崔曙光、霍世英、李景波、延振伦、薛世丰、蒲政仁、贾仰青、张继增、王聚德、杨重远(平民学校学员)、惠泽仁、杨凤歧等数十位“四师”学生,先后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安子文、贺大增、马明方、张德生、刘呈云、刘澜涛、常黎夫、贾拓夫、马文瑞、张达志、白寿康、白如冰、唐洪澄、吴志渊、贺晋年、高朗亭、安建平(女)、李赤然等同学投身革命,到新中国时期成为我党政军的高级领导干部和将领。正如刘澜涛同志于198646日在北京举行的绥师在京校友座谈会上说的,“我们的母校能有如此辉煌的成就,归功于党的领导。我们在座的校友,今天能够有一些成就,很主要的是当时的革命的学校里培养了新的人生观,经过革命实践的锻炼而成为一名革命事业的战士。”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是“服务社会,教书育人”的方针,谱写了“四师”时期这一绥师历史上最为辉煌的篇章。

1930年底学校被第三次封闭,长达近三年半之久。1934年秋,学校才被正式恢复,更名为“陕西省立绥德师范学校”(简称“绥师”)。当时,由于党的组织尚未得到恢复,学校在国民党反动当局的严密控制之下,整个学校的空气是沉闷的。“西安事变”的爆发,给绥师师生带来了很大的震动,绥师沉闷的空气开始活跃起来,部分思想活跃的学生渐渐的开始注意国家大事了。一些进步书刊,甚至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周刊,也秘密的传开了。大家对“西安事变”,对谁抗日谁不抗日逐渐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七七事变”爆发后,曹孟朴老师(东北籍,共产党员)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控诉日本侵略者的罪行,并和一些进步学生每天晚上用收音机收听记录关于抗日的消息,经整理后用大字报的形式,一抄数份,张贴于绥德城内的主要街道路口,成为新闻渠道不畅,消息闭塞的古城绥德的重要消息源,为绥德人民及时了解抗战形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93711月,我八路军驻防绥德,设立警备区,使绥德成为国共统战区后,绥师的政治空气更加活跃。学生秘密组织起读书会,学习邹韬奋主编的《永生》、《萍踪寄语》、《萍踪忆语》和《读书生活》、《世界知识》、《中流》、《译文》、《中国怎样降到半殖民地》、《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白浪滔天的太平洋问题》,以及艾思奇的《大众哲学》、《通俗哲学讲话》等革命书刊。学校邀请八路军的干部来作报告。霎时间,“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的歌声响彻了校园斋舍,《睡狮猛醒》、《八百壮士》等救亡戏剧展现在礼堂和操场的舞台上。还办起了抗敌壁报。在警备区民运科和青救会的帮助下,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重建的学生会也改建为学生抗敌支会。在学生抗敌支会和民先队的领导下,以班组成工作团回乡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从而推动了绥德及周围地区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19384月,学校党组织得以恢复。在党组织的领导下 学校的抗日救亡活动更加蓬勃发展,轰轰烈烈。当黄河防线吃紧的情况下,学校曾组织战地服务团,在曹孟朴、刘宪曾、李国璋(当时已均为共产党员)等老师的带领下,分别挺进佳县、吴堡、绥德、清涧等县的河防前线,深入榆林、横山、米脂等县的城镇乡村,宣传抗日,支援前线,保卫河防。还有两支宣传队曾东渡黄河到山西农村进行宣传活动。绥师师生的这些活动,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国民党地方当局对此惊恐不安,而我方军民则大受鼓舞。

1940610(农历五月初五)绥师被反动校长白焕亭分裂后,我党政军当局接收了未出走的师生,又从延安调来一些教师,保住了绥师。为了帮助学生提高思想认识,暑假期间,由警备区学生会组织绥师党员学生和部分进步学生赴延安参观,用事实澄清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宣传给青年学生思想上所造成的混乱。

19411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正式决定接办绥师,改校名为“陕甘宁边区绥德师范学校”(简称“绥师”)。到下半年,将原来分属不同系统领导的党组织统一起来,使学校各项工作在党的有效领导下健康地开展起来。当时明确规定绥师的教育方针为:“(一)新民主主义教育。(二)统一战线的学校,在不违背抗战的原则下,允许各党派的存在及思想自由。(三)提倡新启蒙运动,培养青年勇敢的、乐观的、健康的、有独立人格的良好作风;反对盲从、独断专制、迷信、奴役等思想。(四)正规化的师范学校,有一定管理制度与工作制度,兼干部教育的学校。……”训导方针为:“(1)克服自由主义与散漫现象,加强集体生活的训练。(2)提倡遵守校规服从团体纪律的精神。(3)克服保守自私、偏狭等不良现象,发扬为公服务精神。(4)养成活泼、紧张、切实、朴素的作风,提高学习情绪,加强学习效能。(5)在实际活动中培养民主精神。(6)养成吃苦耐劳的精神。(7)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这年暑期,绥师学生代表再次由警备区学生会组织,赴延安参观了医科大学、青年干部学校、女大、陕北公学、鲁艺、抗大、高级法院、中央医院、解放日报社、保育院、光华农场、纺织厂及日本工农学校等单位。部分学生代表曾两次受到毛泽东主席等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毛主席还亲笔题词,勉励大家“团结”、“向上”、“奋斗”、“学而时习之”……通过参观,使大家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之所在。1942年暑期,又有部分学生参加了由警备区青年联合会组织的晋绥解放区参观团,听取介绍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开展抗日反顽斗争、开辟根据地、反扫荡和根据地建设、减租减息、发动群众、民兵抗日等情况的报告,参观战利品展览和日寇烧杀掠抢后的惨状。耳闻目睹的一切,使得同学们更进一步认识了国共双方对抗日救国的不同态度,增进了对共产党和八路军的信赖。并且认清了形势,增强了克服困难、抗战到底的决心和抗战必胜的信念。对转变学生的思想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1942年初,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明确指出:“在目前条件下,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应该是第一位的。”(见194232《解放日报》)此间,边区高干会议和边区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都明确地提出了边区中等教育和国民教育的方针是:“为抗日战争与边区人民服务,干部教育第一,国民教育第二。”(见194428《解放日报》)绥德分区也提出了“学校要与劳动、社会、政府、家庭相结合”的教育方针(见1944311《解放日报》)据此,1943年起,绥师便转为以干部教育为主。先后增设了地方干部训练班、青年干部训练班、妇女干部训练班及无线电训练班和会计班等专业培训班,以及到1948年的文艺班等,学制不定,应急培养。在课程设置、教材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方面,都十分重视为社会现实服务,教书育人。从而适应了战争和边区建设、开辟新区等方面的需要。1946年冬防空期间,仍然坚持上课,学习适用于战争需要的政治、军事和救护等一些基本知识。1947年学校转移于黄河两岸,也每天坚持四小时以上学习时间。教师们根据《陕甘宁边区政府战时教育方案》的要求,自己编写讲授提纲,搜集利用驻地的活教材,在国文和政治课上,注重对学生的革命观点、群众观点、坚决勇敢及拥军尚武精神的培养。并向学生讲解美帝国主义对华侵略政策及蒋介石封建买办性的法西斯专政的实质;宣讲发扬民族气节与反抗强暴的历史传统,以及民族英雄与革命烈士英勇奋斗的史迹。并联系战争形势,介绍各解放区的形势概况,以提高保卫边区的热情。在自然课上着重介绍防空防毒、急救护理、熬硝、制造火药和地雷等。体育课进行基础军事训练,学习侦察、通信、站岗放哨、坚壁清野、埋地雷等实际技能。并注重培养学生迅速敏捷、灵活机动的生活习惯,以形成一定的自卫能力。还根据时局的发展,随时调整课程及授课时间,如增加时事、军事及社会活动时间,减少一些不急需的课程等。

 

 

 

在教学过程中,十分重视联系学生自身的实际和社会实际。例如在开展大生产运动初期,为帮助学生提高对劳动的认识,国文课上学习《毛主席这样爱我们》和《建立新的劳动观点》等文章,并配合介绍边区大生产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劳动英雄和先进模范人物的事迹,引导学生批判“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等鄙视劳动人民和生产劳动的封建思想 ,分析了陕北劳动人民为什么习惯称劳动为“受苦”,从而使大家认识到了参加大生产运动的意义,提高了劳动的自觉性和积极性。据不完全统计,1944年每人平均生产成果以小米计,在一斗三升(约合50斤)以上。1945年收蔬菜16万余斤,高粱1.4万余斤,豆类2千多斤,棉花3千多斤,还建起校舍窑洞27孔。194611个班种洋芋45亩,棉花24亩,花生15亩,高粱6亩,教职员又另种棉花3亩。1948年春,除帮农场种6亩菜蔬、24亩洋芋、6亩南瓜外,另种1300株南瓜,并还拟开井种6亩秋菜,……。从而维持和保证了学校的生存与发展,减轻了边区政府和人民的负担,支援了人民战争。同时也锻炼了同学们的意志和品质,增进了他们与劳动人民之间的理解和感情,提高了为现实斗争服务的自觉性和积极性。

与此同时,绥师还积极地开展了一系列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活动。例如1942年寒假期间组织回乡工作团,学生们回乡后积极开展抗日宣传,办冬学,办识字班,宣传文明、卫生。1943年冬组织了宣传工作团,自己创作了17个秧歌剧,排练了22个节目,利用假期先后到马蹄沟、周家硷等7个区22 个村镇进行宣传演出,向农民宣传减租减息和征粮的意义。宣传过程中,还进行农户调查,组织识字组、补习班,办大众黑板报、读报组等。仅1943年到1945 年,《解放日报》对绥师学生的下乡活动,就曾有过五、六次报道。解放战争中,学校曾多次组织战地服务团,奔赴前线,进行护理伤员和文艺宣传、文化教育等工作。这些社会活动,直接地培养了同学们为人民服务的奉献精神。当时的绥师学生,几乎没有学制的限制,只要前线或边区、新区需要,都能随时随地接受调遣。据不完全统计,从1943年至1946年暑假,绥师有530余名学生被调出工作,其中三分之二以上调往延安工作。1947729日的一份统计资料表明,当时绥师自动报名参军的教职工有15名,其中包括党总支书记、副校长刘宪曾同志,以及两位教育处的副主任。学生自动报名参军的有56人,占当时在校生总数的40%。其中女生15人,占当时在校女生总数的86%1948417日《群众日报》报道,“该校为抽调一批干部至新区工作,除前已派出学员一百余名参加人民解放军后方医疗工作外,短期内又有七十余名干部派往新区”。194882日《群众日报》报道:“绥米中学(194847日由遭受敌人侵犯破坏的绥德师范和米脂中学合并而成)白华祥等20名知识青年踊跃参加分区地方武装,到达部队后,都要求分配到连队,参加直接对敌斗争。”19496月的一期《大众日报》又曾报道绥师自动报名去新区的有217名学生,占当时在校生总数的70%以上。

正是在“服务社会,教书育人”的宗旨下,使40年代成为绥师历史上第二个辉煌时期。那时从绥师出去的学生(包括毕业的和未毕业就被调出去的),由于革命的需要,从事教育事业的并不多。他们在实践中所学到的生产知识和技术技能,也未必都能用得上。然而,正是在绥师时期所打下的扎实的文化科学知识基础,所养成的刻苦钻研、勤奋好学的作风和习惯。特别是所培养起来的正确的劳动观点、群众观点和自立观念,所培养起来的艰苦奋斗的创业意识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无私奉献精神,成为他们献身于革命事业的思想基础和始发条件。当年的绥师学生,现在有的已经成为我党政军较高层次的干部,如安志文、汪洋、白介夫、李嘉玉、柳随年等。还如党凤德、刘燕生、刘燕萍、刘森民、李守刚、向音、马倬、王焱等,有的成为作家、艺术家,有的成为翻译家、经济学专家,以及医务界和其他科研部门的专家和业务骨干,还有企业家,等等。他们都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为党和人民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时代在前进,历史在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绥师虽然作为一所中等师范学校,为当地基础教育事业培养了大批合格的师资。但在国家的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毕竟不能与建国前相提并论。可她在长期的革命教育实践中所形成的光荣传统,却依然有着不竭的生命力。今天我们总结绥师的光荣革命传统,再回顾一下我党在建国50多年来对教育方针表述的演进过程,从“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19572月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1958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后来概括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到“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人民和青年,坚持德智体全面发展、又红又专、知识分子与工人农民相结合、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19816月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1983年邓小平同志为景山学校题词),“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19855月《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以及后来的“一是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二是强调德智体全面发展;三是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1990年李鹏总理会见参加面向21世纪教育国际研讨会代表时的谈话)“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建设者和接班人”(19901230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的建议》),直到江泽民同志于19996月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的:“我们必须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为人民服务,坚持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以提高国民素质为根本宗旨,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努力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乃至我们追溯到前面所述40年代我党的教育方针,不难看出绥师所走过的道路同党的教育方针的一致性。从中也可发现作为教育事业的发展自身所具有的普遍规律。教育事业的生命力就在于“服务社会,教书育人”。这一普遍规律曾经存在于绥师这个特殊的个别之中。同时,绥师的历史也证明了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有绥师辉煌的历史,才有绥师发展的今天和灿烂的明天。并更昭示着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党的领导,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不断前进。

 

    网友评论:(只显示最新10条。评论内容只代表网友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