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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文瑞同志简介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作者:渊龙 发布时间:2008年04月21日 点击数:

 

 

 

 

马   文   瑞

 

    马文瑞(1912-2004),米脂县(今子洲县)高家坪乡马家阳湾村人。曾任政协全国第六、七届副主席。马文瑞家里祖辈务农,只是到了他祖父一辈,才在种地之余做点生意。祖父马沼兰是个很能干事的人,他做过地方小区长,处理乡间事务较有办法。家里大门上有一块匾,上面写着“公务勤劳”四个字,是民国8年(1919年)米脂县知事题赠给他祖父的。祖父在米脂县周家硷镇上开有商店,店名叫“公盛源”,周围人都叫马家是”公盛源家”。

 

    马文瑞三四岁时,母亲不幸病逝。这对他幼小的心灵和全家人是一个沉重打击,往后的日子里全由祖母抚养他。对此,马文瑞没有觉得孤独,童年的生活仍然感到很温暖。

 

    在马文瑞六七岁时,家里接二连三地遭遇天灾,家境急转直下。一年夏天,一群羊被土窑压死了,紧接着牛、驴也病死了。又遇上大理河发洪水,周家硷镇上的商店也被洪水淹了,货物全被冲走。商店的货物本是由绥德城里一家商号赊来的,货被水冲走了哪里还能有钱还债,于是背上了不少债务,从此家道中落。

 

    民国18年(1929)陕北大旱,饥民遍野,陕北许多人因无法生活逃到宁夏、山西等地讨吃要饭,不少人饿得走不动,睡在路上,就再也起不来了。马文瑞家里也是常常靠吃糠咽菜、啃树皮吃草根度日,这一切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投下了旧中国北方山区农村经济破落和贫穷落后的阴影。

 

(一)

 

    马文瑞童年读书主要是靠自学。因两个哥哥都念过书,祖父、叔父也识字,所以小时候先由两个哥哥教他认字。先后读了《三字经》、《百家姓》、《幼学琼林》等启蒙读物,到报名上学,已经是粗通文字的初小生了。

 

    1921年,马文瑞9岁,阳湾村附近的马家坪办起一所小学。在祖父和大哥的说服下,父亲同意送他到学校去念书。后来又转到吴家塌小学念书。因为家穷,家人常叮咛他好好念书,经过勤奋努力,他的成绩常常名列第一。

 

1927年.米脂县创办了“米脂县立中学”,不久又改名为“三民主义第二中学 ”(榆林中学为三民一中),这是米脂县的第一所中学,是男女同校的学校。他前去投考,参加报名考试共有300多学生,只录取50名,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

 

(二)

 

    马文瑞的表兄冯文江是大革命时期在北京上大学时就加人了共青团,后来又到广州毛泽东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并加人中国共产党,随后回到陕西。先后在关中农村搞农民运动,还在西安中山学院担任过农运班班主任。当时正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共产党都参加公开的革命活动,因此,他就成了陕北有名气的革命者。因马文瑞同表兄二人思想接近,又住得近,两人又情投意合,时常在一起交谈。冯文江经常给他介绍外面的新鲜事物和新思想,对马文瑞参加革命促进很大。他14岁就走上革命道路,主要是比较自觉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进步思想。读书使他逐步认清了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本质。

 

    1926年初,大革命高潮到来。马文瑞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当时凡是能找到的进步书刊,他都如饥似渴地阅读。如《马克思主义浅说》、《唯物史观》、《资本主义制度浅说》、《共产主义ABC》、《共产党宣言》、《新社会观》、《向导》、《中国青年》等书刊,他由浅入深,一本一本地读,一句一句地理解。在他眼前逐渐展示出较之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更为科学的社会义变革的真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一本《社会进化史》读了之后,使他茅塞顿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使他更加明确地认识到,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办.才能使中国真正摆脱封建枷锁和帝国主义的奴役。他兴奋不已,把这些书刊介绍给相好的同学们,极大地激发了大家对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关注,从而使马文瑞坚定了自己的志向。

 

    1926年,马文瑞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米脂县三民二中上学期间,因组织学生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遭到国民党军警镇压,被迫离校,从此全身心投入秘密革命工作。先后任共青团绥德西区区委书记、共青团绥德县委书记,在白色恐怖日趋严峻的形势下坚持对敌斗争。1928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年任中共绥德县委常委。1929年,他参与领导了绥德饥民斗争,在陕北产生重大政治影响。1930年8月起,先后任中共安定县(今子长县)北区区委书记、县委宣传部部长、县委书记、共青团陕北特委书记。他自觉抵制“立三路线”的严重干扰,在陕北党的组织遭受严重破坏的形势下,保存了安定县的革命力量,并为被迫西渡黄河进入陕北的红军晋西游击队提供了落脚点,使游击队由30人迅速扩大到50O余人。1932年2月,任中共陕北特委南路特派员,负责恢复清涧、延川、安定、延长、延安等县党的组织。他不畏艰险,坚持发动群众开展地下斗争,为当地基层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做了大量艰苦工作。其间还到横山、榆林等白色恐怖更为严重的地区开展工作。同年7月,任中共陕北特委委员兼团特委书记,参与领导筹备召开陕北革命史上重要的第四次特委扩大会议。会后面对敌人的疯狂镇压,他毫不畏惧,坚持斗争,组建神府等十多支游击队,为创建陕北革命根据地和陕北红军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是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

 

    1934年,为了发展壮大革命武装力量,马文瑞奉命只身赴“三边”地区国民党部队中开民兵运工作,经过半年艰苦努力,成功地将敌骑兵一个排的人枪带入南梁根据地。1935年3月,他受中共陕甘边特委派遣,率领武装工作队进入延安南泥湾、临镇一带开辟陕甘边根据地东地区,建立了赤川、红泉两县政权,先后任党代表、苏维埃主席。陕甘边根据地东地区的创建,为刘志丹率领的西北红军完成反围剿斗争,把陕甘边、陕北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使之成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的落脚点和抗日战争的出发点,作出了重大贡献。不久陕北错误肃反开始,他同刘志丹、习仲勋等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被关押,直到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长征到达陕北后才获释。1936年,他任中共陕北省委秘书长兼白军工作部部长、安

 

塞县东北军中共工作委员会书记,在周恩来、叶剑英领导下开展对国民党东北军和西北军的争取工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做了大量基础性工作,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称赞。1937年春,他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担任四大队九支队党支部书记。同年6月,任中共陕北西地区党委书记。

 

    1938年3月起,马文瑞先后任中共庆环分区党委书记兼分区保安司令部政委、中共陇东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八路军三八五旅政委,驻守陕甘宁边区的西南大门。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他坚决抵制王明错误路线的于扰,带领陇东军民开展了整风运动、大生产运动,战胜了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和军事进攻。他率先在陇东地区各级政府中实行“三三制”,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毛泽东同志亲笔为他题写“密切联系群众”的奖状予以嘉奖。1942年10月,他在延安参加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就西北的历史问题作长篇发言,得到中央肯定和绝大多数同志的拥护。

 

    1944年9月起,马文瑞先后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组织部副部长、西北局常委、组织部部长,兼任西北局党校校长。他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大胆纠正边区审干反奸中“左”的错误,先后给一大批蒙冤的同志平反。他作为中共七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成员,协助彭真同志参加了大会筹备工作。1945年4月至6月 以代表身份出席中共七大。这一时期他领导西北局组织部,为东北、山东等新区抽调培训了大批领导干部,同时致力于加强边区干部队伍建设,在思想理论教育和组织机构完善及干部作风建设等方面做了大量探索性工作。

 

    1947年春,国民党胡宗南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马文瑞随军转战陕北,负责支前战勤,为西北野战军的胜利歼敌作出了重要贡献。同年冬季,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他到“三边”、陇东等地检查指导土改工作,纠正了一些地方出现的现“左”倾向,保证了陕甘宁边区的土改工作顺利开展。1948年4月,西北野战军收复延安后,西北大部地区陆续解放,新区需要大批工作干都,他领导西北局组织部和西北局党校夜以继日加紧工作,在短短数月之内,分期分批抽调培训两万多名干部,派往新区。

 

(5)

 

    1949年5月,马文瑞随中共中央西北局进驻西安,投入了接管城市的工作。他深入实际调查研究,针对基层普遍存在“组织多、官员多、会议多、义件多和报表多”之弊,撰写调查报告上报中央,得到毛泽东同志的重视并很快批转各地,迅速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反对“五多”活动,使进城不久刚刚露头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风气得以遏制,也为我党夺取政权以后进一步加强党的各级组织思想作风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他维护民族团结,注重培养使用民族干部,积极推荐一批民族干部走上重要领导岗位。1949年底后,他任西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监察委员会主任,为西北地区的党风、干部作风建设和“三反”、“五反”运动的健康开展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1950年1月至6月 他参加中共组织工作者代表团赴苏联学习访问,回国后提出不少改进组织工作的建议和意见,受到党中央的肯定和重视。

 

    1952年冬,马文瑞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兼管西北局宣传部、农村工作部、统战部及工青妇工作,为建国初期西北地区的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和人民安康做了大量的工作。1954年,他列席中共七届四中全会,随后又参加了高岗问题座谈会。他坚决拥护党中央的决定,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同年9月任劳动部部长、党组书记,为新中国劳动用工和调配制度、工资福利制度劳动保护制度、职业技术培训体系及劳动科学研究体制的建立作出了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历史贡献。他针对“大跃进”给劳动用工和劳动保护工作造成的灾难,提出并实行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整改措施。特别是在三年困难时期,他坚决执行中央“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夜以继日地工作,为国家渡过难关、实现国民经济形势好转作出了重要贡献。

 

    “文化大革命”期间,马文瑞受到严重冲击。在遭受残酷迫害的日子里,他抱病坚持读书思考,坚决抵制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共产主义信念毫不动摇。

 

    1977年6月,马文瑞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党组成员。同年12月,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并主持日常工作。他坚决贯彻中央精神恢复党校办学宗旨,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培养中高级干部和党的理论工作者,对党校工作及其所开课程实行全面调整。他奋力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积极主动地做好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迫害的老同志集中到党校的短期培训,有力地支持在全国范围内大批解放老干部的工作。一天,哲学教研室主任吴江拿来一篇文章让他看。该文是南京大学一位年轻教师写的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马文瑞看了后,认为问题提得很适时,当即在党校《理论动态》刊物发表。接着《光明日报》、《人民日报》及全国各省报相继转载,在党内和全国掀起了广泛而深入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迎来了全国人民思想解放的春天。

 

(四)

 

    1978年12月,马文瑞任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第一政委、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他深入实际,团结和依靠广大干部群众,根据中央精神,为1964年因错误批判杨献珍而受牵连的40多位同志平反。1978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马文瑞在会上当选中央委员。会议期间,在西北小组讨论会上,他和王首道联名提出给彭德怀平反昭雪的意见。意见以“简报”形式发表后,在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和普遍的关注。当他考察到陕北农村人民生活的困难后,主动建议中央给陕北人民增拨扶贫经费,得到中央批准,之后每年给陕北拨款5000万元用以扶贫。同时培养选拔德才兼备的中青年干部走上领导岗位,全面实行农村改革,领导了陕西农村土地承包等政策的落实,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村群众的积极性,使陕西的经济建设向前跨了一大步。1983年,他向中央争取到拨款,保护整修西安古城墙。同年.着手解决陕西民航机场迁于咸阳原空军专用机场旧址及改造的问题,并争取到中央的批准,定为国家一级机场并开始修建;启动黑河引水工程,解决了西安市广大人民群众长期吃水难的问题;对陕西省体育馆、陕西历史博物馆、西安火车站等重点工程实施建设,为以后陕西的旅游产业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他十分注重精神文明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明确提出用延安精神振兴陕西。

 

    1984年5月,马文瑞被补选为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88年当选政协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兼任法制委员会主任,中共政协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党组成员。他不顾年事已高,积极协助邓颖超、李先念同志主持常委会工作,坚持调查研究,建言献策,先后就经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民主法制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以及祖国统一、国有资产保护等重大课题,撰写了大量调查报告和署名文章,受到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和有关方面的肯定和重视。为继承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弘扬延安精神,1990年5月,在他和彭真等同志的积极倡导下,成立了延安精神研究会,他当选为会长,为研究、宣传和弘扬延安精神发挥了积极作用。2000年5月《马文瑞论延安精神》一书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作出重要贡献。

 

(五)

 

    1993年3月,马文瑞退出领导岗位后,仍一直关心国家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坚持拥护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决拥护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他对陕甘宁革命老区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事业非常关心,多次回到老区考察,先后就西部地区资源、税制调整、环境保护和陕北能源化工基地建设、教育发展,以及渭河流域抗洪救灾等问题,向中央有关领导和部门提出建议。他在病重地间,还念念不忘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的工作,不忘党和国家大事,体现了一个老共产党员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精神。

 

    马文瑞是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第四、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2004年1月3日6时06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政治工作杰出的领导人马文瑞,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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